作者： 陈秋强

【摘要】“乡贤文化”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如何发挥乡贤文化的独特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值得思考、探索和努力的课题。本文对乡贤文化的内涵界定和历史作用做了深入分析，在总结全国第一个研究乡贤文化的民间社团——上虞乡贤研究会 “凝聚乡贤，唤起乡贤关注家乡建设和发展；围绕建设发展大局，提供文化智囊服务；凝聚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治理”等探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对助推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是一剂“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良药”。

   2001年1月6日，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上虞乡贤研究会。十五年来，按照“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的宗旨，研究会在借助乡贤的力量，发挥乡贤文化的独特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上做了一些探索与实践。

一、乡贤文化的内涵界定

   何谓“乡贤”？“乡贤”即乡之贤者，是指一个区域范围内有德行、有才华、为家乡为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贤人。《左传》中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这就是“乡贤”的具体标准。 “立德”是指做人，“立功”是指做事，“立言”是指做学问，达到“三不朽”便是乡贤。“乡贤”一词最早出自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杂述》。发展到今天，“乡贤”泛指乡中贤德之人，比如说德高望重的还乡高官、耕读故土的贤人志士、农村的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热爱家乡反哺桑梓的成功人士等，他们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他们就是当代的“乡贤”。

 乡贤至少是乡土名人，但名人不一定是乡贤。当然乡贤也可能是乡绅，但乡绅也不一定是乡贤。所谓乡绅，他们或是退休官员，或是衣锦还乡的经商者，或是成功的文化人。虽然大部分乡绅是能人好人，也做了不少好事，对维系当地稳定和发展起到了不少的作用，但乡绅中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也有不少的劣绅，干过坏事危害乡里，所以乡绅也不等于乡贤。

 乡贤，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的理想人格，受到当地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推崇，是一个地域标杆式的人物。

 所谓“乡贤文化”，就是这个地域历代乡贤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精英文化和先进文化，是这个地域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价值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植根乡土、贴近百姓，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具有地域性、普世性、先进性、 丰富性、 持续性的特点。地域性，就是乡贤文化研究的是本地区的乡贤；普世性指的是乡贤文化各地都有；先进性，指的是乡贤文化散发旳是榜样的力量，能给人以正能量；丰富性，说的是乡贤文化研究的范围上下五千年、左右海內外，内涵十分丰富。持续性，指的是乡贤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曾说：“一定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乡贤文化便是“系得住乡愁”的一种人文因素，热爱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家乡这是人之常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永远是自己的一个精神家园，心头始终有着一份浓浓的乡情、乡恋。

乡贤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它能够使人们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唤起人们的爱乡热情，从而吸引和凝聚海内外虞籍乡亲支持家乡建设，产生“鲑鱼返乡”现象。

 二、乡贤文化的历史作用

（一）崇文兴学，教化乡民

 乡贤的人生道路大部分是年少学而优，年壮外出或当官、或经商，年老“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家乡很有感情。返乡后为乡村树立起人生和道德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百姓；为了教化乡民，他们往往担挡起崇文兴学、编修族谱等责任。

上虞乡贤陈春澜，原是上海滩有名的钱庄老板，发迹之后，于1894年激流勇退，回到家乡做了很多善事，特别是创办上虞师范传习所、横山春晖小学，并捐银元20万元在白马湖创建春晖中学。短短几年间，春晖中学便声名鹊起，获得了“北南开，南春晖”的美誉，为家乡培养了无数人才。

（二）热心公益，大做善事

归隐乡村的乡贤，他们怀着感恩的心情，愿意为乡村、为当地老百姓做善事、做好事，比如建桥、修路、造凉亭；挖渠、筑坝、设义渡等，反哺家乡和父老乡亲。特别是当家乡发生天灾人祸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带领乡民共克时艰、走出困境。

民国十三年八月，曹娥江前江段决口17处，灾情非常严重。浙江布政使汪本铨提出库银3000两，交给上虞乡贤连仲愚，由他主持修筑堤塘。连仲愚不负众望，前后经营堤塘达30年，还撰写《塘工记略》及续编，保存了大量有关上虞北乡江堤海塘的宝贵资料。同治四年，年届花甲的连仲愚，虽精力大减，仍倾心水利，邀人成立“管塘会”。又带头捐田200余亩，创建“众擎会”，在孙家渡建“捍海楼”23间，作管塘堆物之用，还立“连氏义庄”救济乡邻。乡贤死后，其子传承父亲精神续办义庄，又捐田25亩设曹娥江赵村义渡。光绪十三年，清廷礼部行文褒奖。

   （三）主持公道，维持秩序

乡贤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办事公道、深得民心。有时出现重大问题，往往由他们出面，从而主持正义，化解矛盾，维护了一方社会安定。

据《上虞县志》载：“孟尝在群任户曹吏时，上虞有寡妇精心赡养婆婆终老，却被其夫之妹诬为‘厌苦供养加鸩其母’，县、群不加辨别即据此定妇死罪。孟尝把所查冤情据实告知太守，太守不理，遂称病去职。俟新太守到任，孟尝再为妇陈冤，错案始纠。”

（四）引导风气，移风易俗

乡贤作为一个区域的贤达人士，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地影响着当地的人们。他们的榜样作用激励和影响着一方风气，对地方风气的形成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虞下管镇是一个偏僻的山区乡镇，位于四明山麓。在教育、经济、交通等方面并没有先天的优越条件，就是这样一个乡镇，历来名人辈出。下管镇众多乡贤的孕育，与一块牌坊有关。原来，明朝的时候下管就建有一座“五经牌坊”， 许多功成名就的下管读书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牌坊之上。他们通过这个载体，引导教育下管子弟形成了“耕读传家”的良好风尚。

   （五）经济回归，反哺桑梓

乡贤们在外面闯荡，功成名就之后，往往会思念故土，反哺家乡。

乡贤陈春澜在花甲之年，返回上虞，随即奔走在故乡丰惠和章镇大浸畈等地，在察看山川河流，查阅水利资料的基础上，创办了上虞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在改善土壤、改良种子、改变耕作方法、提高复种指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引导和试验，从而大大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产水平，提高了农业效益，使农民得到实惠。他还创办了上虞有史以来第一家垦牧实业公司——春泽实业公司，试行农业规模经营，使丰惠、章镇一带贫瘠低洼的湖田得到整治，改造成为优质农田；还设立了上虞有史以来第一家银行——大同殖业银行，银行以公司为依托，服务于实业开发，在当地农民生产资金发生困难时以低息放贷，保证种植、养殖正常进行；收获以后将余钱存入银行，产生利息，大钱生小钱，改变农民存钱习惯。经过几个年头，丰惠、章镇一带农村面貌大有改观，还出现了不少富裕农家。

 三、上虞推进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做法

（一）凝聚乡贤，唤起乡贤回报家乡的激情

 十五年来，上虞乡贤研究会十分注重做好对虞籍乡贤的联络走访工作，既传递温暖、凝聚乡情又开展对乡贤文化的另一种抢救。 

从2001年开始，研究会组织采访团先后赴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深圳、杭州、香港等地举办“走近虞籍乡贤”的采访活动。走访了原国家政协副主席经叔平、申奥功臣何振梁、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宗鼐等100余位乡贤，零距离听取了他们对家乡政治经济发展的真知灼见，及时报道了乡贤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从而大大增强了虞籍乡亲对家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积小善而成大德”，乡贤研究会的做法，唤起了乡贤、游子对家乡的浓浓乡情，全区共设立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达100余个，涉及教育、卫生、养老、助困等领域，本金总额达9.6亿元，被外界誉为“上虞基金现象”。

 浙江华通集团董事长王苗通每年过年给乡里70岁以上老年人发红包，出资800多万元为乡里建造剧院，捐资500多万元建造小学，今年又出资一个亿用于建造区体育馆；上海仲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柏祥捐赠500万元创办上浦镇茶花幼儿园；另有，23家建筑企业致富不忘家乡，合力出资建造高207米共52层的百官广场，作为全区建筑业总部大楼，吸引更多的精英人士投资上虞。虞籍乡贤港胞张杰先生先后捐赠1500余万港币，为家乡建造校舍21栋，其事迹被评为浙江骄傲2005年最具影响力人物，2015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在多年开展的“百企联百村”活动中，数百家企业和众多社会贤达人士为新农村发展注入了数亿元的建设资金。2011年起，成立了以虞籍乡贤为主体的虞商联谊总会，设立上海、北京等10个分会，吸收会员1000余名，并赴各地开展“走近虞籍乡贤”采访活动。广大虞商在扩大上虞影响、牵线招商引资、参与家乡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共引进各类回归项目145个，到位资金116.6亿元，“回归经济”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乡贤研究会的做法大大增强了虞籍乡亲对家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生长在上虞、发展在外地、贡献在家乡”更是成为虞商新风尚。研究会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一座家乡游子的连心桥”。

（二）围绕建设发展大局，提供文化智囊服务

为了让乡贤文化这笔宝贵的资源尽可能为今天的时代所用，研究会没有只停留在纸面的研究和传承，而是抓住近几年来上虞大力实施文化强市战略，为地方积极提供文化智囊服务的工作。打破门户、地域的制约，积极整合相关文人力量，建立了松散型的上虞民间文化智囊团队。近年来，先后为曹娥景观带建设、大舜庙重建、大龙山开发、上虞门户靓化工程、凉亭包装、祝府兴建等区重点建设工程提供系统文化策划，为农业企业策划“舜耕大米”“谢安家茗”“白马湖水产”等文化品牌；为丰惠、道墟、沥海、长塘等乡镇提供各种文化咨询服务50余次，同时注重将乡贤文化元素融入精致上虞和美丽乡村建设之中，在公共建筑、文化景观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形式体现乡贤主题，并以乡贤姓名命名城市道路、桥梁，在文化礼堂中开辟乡贤长廊、乡贤榜。上虞民间智囊团现象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与媒体的关注，广泛而深远的带动效应在不断显现，成效与影响日益扩大，上虞乡贤研究会被人们誉为“一个文化策划的智囊团”。

   （三）凝聚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治理

 在传承弘扬乡贤文化的过程中，乡贤文化的种子已经在各地生根发芽，乡贤文化在农村治理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上虞崧厦镇祝温村党支部书记杭兰英的上任，正值当时村集体经济薄弱时期，管理无序，村民间经常出现磕磕碰碰的事。杭兰英获悉家乡的情况后，毅然辞掉了在外从事房产销售的高薪职务，在丈夫的支持下站了出来。1986年，她当选为祝马村党支部书记。随后的28年里，杭兰英为发展集体经济，起早贪黑，实干苦干；为改变村庄面貌，她自掏腰包，改造村道、治理河道、慰问苦难户等等，先后捐款达42万元。为弘扬文明村风，她呕心沥血，精心培育，把一个集体经济薄弱、班子软弱涣散、村庄管理无序的落后村，建成了享有“创业乐园、生态花园、文化公园、人和家园”美誉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批示：好支书杭兰英的先进事迹感人，要集中宣传，并要求基层干部向她学习。

 2014年3月，上虞上浦镇东山村以董明祥、董明伟、董鑫源三位企业家为首成立了“东山村美丽乡村促进会”，促进会的职责涵盖了支持家乡建设、援助困难居民、参与美丽乡村创建等方方面面。促进会成立以来，已先后对董家山自然村的近30户困难户每户发放5万元补贴，对于村保洁人员每年给予1万元的补贴；在东山历史文化村落维修保护方案评审会上为乡亲们献计献策；当他们获悉老家自来水要进行“一户一表”改造，乡贤夏金龙立即捐资21万元。现在村庄发展中的大小事，不论是村道硬化、河道整治，还是治安管理、矛盾调处，村两委解决不了的问题，请乡贤们出面，村民都十分“买账”，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2008年，研究会在驿亭成立了分会，分会在册会员16人，他们广泛搜集了乡贤信息，编印《乡贤（乡亲）通讯录》，并通过写信、发乡亲联系卡、电话、送贺卡、走访和接待以及参加乡贤联谊会等途径与乡贤保持密切的联络，同时，广泛征集乡亲对家乡建设的意见，编印《乡贤通讯》，在镇文化中心策划布置了“驿亭名贤厅”，通过努力，极大调动了乡贤爱乡热情。

 为了推进乡村治理，让乡贤文化在农村落地生根，研究会在驿亭镇试点的基础上，又在小越、崧厦、章镇、岭南、丰惠、上浦、下管、道墟、丁宅9个乡镇成立上虞乡贤研究会乡镇分会，并对传承乡贤文化做得出色的10个村和1个社区授予了“乡贤文化传承基地”，村里还建立各类乡贤参事会93个，会员多达1841名。通过这些组织，大力传承乡贤文化，弘扬乡贤精神，激励人们爱国爱乡、引导人们崇德向善，从而促进乡村治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落地生根。

 2014年12月14日，上虞举办“乡村治理现代化高峰论坛”，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就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进行探讨。

  四、几点思考

（一）乡贤参事是乡村治理的历史现象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国家的稳定建立在乡村的稳定之上。自古皇权不下县，县是传统中国最底层的一级政府。县衙是典型的“小政府”，主抓税收、水利、司法等工作，至于县级以下的广大乡村，主要靠自治。而自治的主力军就是乡贤。因为乡贤多是饱学之士、贤达之人，他们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是介于官民之间的桥梁与中介，及时化解了民间的很多矛盾。他们既受百姓拥戴，也受朝廷的嘉许。纵观历史，中国封建王朝延续几千年，虽然朝代更迭、皇帝经常调换，制度因革变迁，甚至历史上还发生过外来民族入侵，但由于中国基层自治的这个结构很稳固，扎根于乡村的文化传承延绵不绝，才使中华民族这颗大树始终不倒。

    （二）乡贤回归是乡村治理的时代需求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于城镇建设的要求，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也唤起了人们对乡贤和乡贤文化的记忆和呼唤。

 什么是乡愁？乡愁其实就是对家乡的眷恋之情，就是一种回归，这种回归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乡贤文化的回归，是对乡贤回归的呼唤，“乡贤回乡”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近20年以来的城镇化运动，中国乡村已经被抛在了身后，有统计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占比达到51.27%。农民外出务工，许多乡村人才流失，人去地荒，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农村“空壳化”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的显现出不稳定因素。目前有些地区在基层选举时，会遇到选不出带头人的尴尬局面，因为村中没有一个可以使人民群众信服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起到领头雁作用的人。当下，农村里出现了一些基层贪腐、“村匪乡霸”，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果乡贤能参与社会治理，就可以凭借他们自身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和积累的人脉关系、资源，更好的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村干部是社会管理体系中最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基层一线，村里大事小事都要由他来决策和判定，在基础相对薄弱的村里如果能邀请乡贤来担任村干部，直接负责村庄治理，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威望和人格魅力，有利于化解矛盾。“乡村不平，天下难安”，“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贤文化是农村治理中的一台稳压器。

（三）乡贤文化是乡村治理的一帖良药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乡村治理现代化，要实现的是法治、德治、自治三者并举。而这三个治理中，当今主要靠的是德治和自治。因为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不愿意“撕下面子”，一般的村民矛盾都不想用法律来解决，大量的是通过乡规民俗来化解。谁来判断是非？谁来拍板？最好的办法是依靠乡贤的力量。因为乡贤德高望重，只有“德高”才能做到处事公平公正；只有“望重”才能服众。乡贤是本乡本土的精英人物，在社会中极具号召力，困难的事情只要他们登高一呼，就可以迅速解决；尖锐的矛盾只要他们出面调解就可以“烟消云散”。所以乡贤治理能够成为政府治理的一种有效补充，而且较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礼法合一”的管理理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决定，专门对推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提出了要求，特别提到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利用乡贤来及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成本低，效果好，既为政府减轻了压力，又为基层治理带来了活力，因此乡贤文化不失为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剂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