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亦春

1886年6月15日，夏丏尊出生在浙江上虞北乡杭州湾南岸河川纵横、平原沃野的崧厦镇。家族世代经商，只有父亲夏寿恒和夏丏尊自幼读书，考取了清末的秀才。1903年，夏丏尊进绍兴府学堂学习半年。1906年，这个学校改名为绍兴府中学堂。

1896年9月9日，胡愈之出生在浙江上虞古县城丰惠镇敇五堂，胡氏家族世代读书，是书香之家。1909年，胡愈之进绍兴府中学堂学习了一个多学期，后因病缀学。虽然胡愈之比夏丏尊小十岁，他们却同在一个学堂读过书，是先后同一个学校的校友。

1913年，胡愈之寄读于上虞北乡小越横山由富商陈春澜创办的春晖小学堂，师从绍兴名宿薛朗轩，专攻国学。这所学校距离崧厦夏家老宅不到10公里。那时候夏丏尊已经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多年。1909年，浙江两级师范发生了教员罢教的著名的“木瓜之役”，曾经参与这次活动的“夏丏尊”的名字，就埋在了同乡少年胡愈之的心里。

1914年，胡愈之随父亲胡庆皆去上海报考商务印书馆，被张元济当面录取为编译所练习生。他多年刻苦学习，勤奋工作，自1915年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译作，其后几乎每期《东方杂志》都有胡愈之以不同笔名发表的文章和译作。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胡愈之还与编译所同事沈雁冰等，在《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的副刊上发表大量白话文文章。那时的胡愈之已成为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的《东方杂志》编辑。为了推动上虞家乡社会文化的变革，1920年，胡愈之与其弟胡仲持共同出资创办了《上虞声》，发动同乡进步文化人为《上虞声》写稿。他首先想到的是当时浙江一师风潮中的知名人士夏丏尊。胡愈之亲自给夏丏尊写信向他约稿，得到他的支持。遗憾的是，因当时经费无稳定可靠来源，《上虞声》只在上海出了两期就停刊了。不过这两期《上虞声》各一、二千份散发到上虞家乡后，对当时的上虞青年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1年1月，由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于北京的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文学社团。当年郑振铎自北京转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后，进一步发展文学研究会组织，胡愈之和夏丏尊等也都成了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

1921年冬，夏丏尊应经亨颐之邀到上虞白马湖协助创办春晖中学。据胡愈之晚年回忆，因他的父亲胡庆皆一贯热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与创建春晖中学的主要出资人陈春澜和主要发起人王佐均为好友。所以他们父子俩都很关注春晖中学的建设。在春晖中学创办之初，胡愈之就曾专程去白马湖访问，在那里第一次与夏丏尊会面，已记不清具体年月，可能是在1922年春。

胡愈之是我国推广世界语的先驱，当世界语者、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流亡到上海后，他积极出手相援，动员文化界翻译出版爱罗先珂著作。胡愈之除了与鲁迅合作翻译出版《爱罗先珂童话集》外，还与夏丏尊联手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和寓言。1922年2月，夏丏尊译自日语的爱罗先珂童话故事《幸福的船》载于《东方杂志》第19卷第4号，1922年3月，胡愈之译自世界语的爱罗先珂寓言小品《枯叶杂记》载于《东方杂志》第19卷第5第6号。1922年4月，夏丏尊译自日语的爱罗先珂童话《恩宠的滥费》载于《东方杂志》第19卷第7号。1924年1月，为纪念《东方杂志》创刊20周年，胡愈之编辑《东方文库》，把夏丏尊和他所译的几篇文章，合编成爱罗先珂著《枯草杂记》一书，列入《东方文库》第81种。

1924年，胡愈之因父亲去世回乡奔丧，顺便办成了以下几件事：一，组织在沪的同乡青年和在乡的青年教师共同成立“以改良教育，促进社会，团结青年知识分子，共同为家乡进步发展出力”为宗旨的“上虞青年协进会”，除胡愈之、胡仲持兄弟外，夏丏尊、吴觉农、范寿康、陈鹤琴、叶天底、叶作舟、徐镜渠等数十人都成为青年协进会会员。二，由青年协进会共同集资，使已停刊多年能为地方舆论正确导向的《上虞声》得以复刊，并由上海转移到上虞出版发行，夏丏尊也开始分担《上虞声》的部分编辑写稿任务。三，由青年协进会创办上虞义务小学，进行小学教学的改良。胡愈之这次回乡重访白马湖，受到夏丏尊的热情接待，就住在白马湖平屋的夏丏尊家中。在夏丏尊以家宴宴请胡愈之时，当时在春晖执教的匡互生、丰子愷、朱自清、刘薰宇等名师前来作陪，使胡愈之有机会结识了这些文化教育界的新朋友。

自1923年夏至1924年秋，夏丏尊一直在利用教学业余时间，集中较多的精力翻译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名著《爱的教育》（转译自三浦修吾的日译本）。经胡愈之推荐，自1924年1月25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期开始，至1924年12月10日《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期止，陆续长期连载。1926年初《爱的教育》单行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夏丏尊在《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说：“《东方杂志》记者胡愈之君关于本书的出版，曾给予不少的助力。”此书曾对我国的社会教育产生很大影响。

1924年冬，春晖中学因学生黄源戴毡帽上体育课被校方坚持开除而引发学潮，反对开除学生的匡扶生、刘薰宇、朱光潜、丰子愷、夏丏尊等老师相继离开春晖中学，前往上海创办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为办学宗旨的新型立达中学，后改名为立达学园，并成立了立达学会。此举得到胡愈之的大力支持，他动员其周围的大批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好友郑振铎、叶圣陶、章锡琛、周建人、王伯祥、周予同、章克标等参加立达学会，有的还在立达学园授课。夏丏尊和叶圣陶后来发展成为关系最密切的挚友和亲家，胡愈之应是他们二人的最初牵线人。

1925年12月，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刘华被军阀孙传芳秘密杀害。消息披露后，叶圣陶与沈雁冰、郭沫若、郑振铎、夏丏尊、胡愈之、蒋光慈、周建人等43人联合签署《人权保障宣言》，表示强烈抗议。

早在1925年初，由胡愈之在商务的同事和同乡好友章锡琛、周建人负责编辑的《妇女杂志》，推出了一期“新性道德专号”，集中刊发了一批有关性道德争论的文章，引起商务保守当局的不满，将章锡琛、周建人二人调离《妇女杂志》。对此胡愈之和郑振铎深为不平，与章锡琛商量后，由朋友们集资在商务之外自办一个《新女性》杂志，以示对抗。由胡愈之的同乡好友吴觉农任名义主编，实际主编仍为章锡琛。此事被王云五发现后，章锡琛于1926年3月被迫从商务辞退。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就决定发动亲友、商务同事和立达学会会员共同集资，帮助章锡琛创办开明书店。夏丏尊的四弟，从事金融业的夏质均也成为开明书店的重要股东。1926年8月开明书店正式挂牌营业。夏丏尊的《爱的教育》版权已在此前从商务印书馆转至开明书店，成为开明书店开张后的重要畅销书。在胡愈之的建议下，由立达学会创办以夏丏尊为主编的《一般》杂志，其创刊号于当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发展出版事业需要有强大的作者群体支持。开明书店是我国第一家由知识界众多文化名人自己集资创办起来的书店，这就具有先天的作者群优势。而且开明书店也很重视与国内著名作家的联系。从王伯祥日记在1926-1927年所记载的情况看，由开明书店人士宴请鲁迅、朱自清、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和开明书店朋友间的聚会，总是少不了夏丏尊、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这几位，他们无疑都是当时开明书店参与编辑出版决策层的核心成员。后来茅盾、巴金、夏衍等著名作家也都把他们的主要著作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3日对上海游行工人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当晚胡愈之从开明书店回家经宝山路时，目睹了满街血迹的惨状。他立即奋笔直书致国民党元老的控诉信，由郑振铎、章锡琛、吴觉农等七人共同签名，第二天在《商报》公开发表。1927年11月12日，夏丏尊的学生、胡愈之的朋友、上虞家乡的革命领导人叶天底被捕，夏丏尊曾致信给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刘大白，请他设法营救，却遭拒绝。1928年1月，夏丏尊辞掉上海的一切教职，回上虞白马湖专心搞译著。2月8日，叶天底英勇就义。夏丏尊书写了一幅对联：“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并把它长期悬挂在平屋的中堂，以示对时局的激愤和不满。

为摆脱白色恐怖的威胁，胡愈之准备赴法国留学。那年农历腊月先回家乡探亲过年。章锡琛和叶圣陶、周予同等开明书店的朋友们，想在胡愈之出国前，与夏丏尊共商开明书店的发展大计，写信通知胡、夏二位，相约正月初三日在白马湖夏丏尊家共聚。那天胡愈之应约从丰惠老家往北翻越山路到白马湖看望夏丏尊，然而却未见章锡琛、叶圣陶等到来。据王伯祥日记记载，因初二那天遇雨，使章、叶等人未能成行。胡愈之过完年后就回到上海，开始着手预定出国船票。3月7日开明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数十位朋友为胡愈之出国宴聚践行。3月12日，胡愈之陪同章锡琛、叶圣陶、周予同、徐调孚、贺昌群、章克标共7人一起到上虞白马湖平屋夏丏尊家，共商开明大计。通过这次聚会，大家都力劝夏丏尊今后专职从事开明书店的总编辑工作，出任筹备中的编译所所长；同时进一步明确，开明书店今后要以广大中学生为主要读者服务对象，请他负责创办和主编《中学生》杂志。随带照相机的徐调孚，为这次聚会的朋友们在平屋前和春晖桥上合影，留下了当年珍贵的历史镜头。会后，开明的朋友们乘船去绍兴游览，胡愈之则重回丰惠老家与母亲告别后回到上海，于1928年3月24日乘海轮赴法国。胡愈之在出国前的两次到夏丏尊家，说明开明书店的事业对胡愈之、夏丏尊二位的重视，也反映了胡、夏二人之间的亲密友谊。

胡愈之在法国留学三年，于1931年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他开始与《生活》周刊的创办人邹韬奋紧密联手，共同宣传抗日救国和人民民主思想，同时与开明书店的朋友们仍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开明书店的各种重要会议和宴聚活动，都少不了夏丏尊和胡愈之二位。他们俩还共同参与了抗日救亡和争取民权的一些社会活动。如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胡愈之和夏丏尊都参加了由左联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被推荐为执行委员。又如，在丁玲、潘梓年被捕后，胡愈之和夏丏尊都参与了由蔡元培领衔、三十余人共同署名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呼吁释放的公开电文。

经“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均被炮火所毁。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三家同住在提篮桥仁安里的一幢小楼里。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饮酒聊天，胡愈之亦为到访常客。在胡愈之担任复刊后的《东方杂志》主编后，计划在1933年1月出一期“新年的梦想”专辑，让知识界的各方面人士各自述说自己的梦想。此计划得到他们三人的一致赞同和支持。夏丏尊在其投稿中说了一大堆噩梦：“我梦见中国遍地开着美丽的罂粟花，随处可闻到阿芙蓉的气味。我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繁多，连撒屁都有捐。……我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我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我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犯人。”充分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悲观和不满。

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鲁迅为纪念亡友，决定为瞿秋白出版其遗作《海上述林》，由郑振铎向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的秋白旧友们募集书款，得到胡愈之、夏丏尊、叶圣陶等人的热心赞助。1936年10月16日鲁迅逝世，由胡愈之实际负责对鲁迅丧仪活动的具体操办。夏丏尊、叶圣陶等均于20日共赴万国殡仪馆吊唁，并于22日为鲁迅遗体移往万国公墓入葬送行。

西安事变后，为进一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在胡愈之的建议下，开明书店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大型综合性文摘类杂志《月报》，由夏丏尊任社长，胡愈之任实际主编，其内容富含创意。“把一切意见、主张、创作、感想、新闻报道、图书、歌曲、地图、统计等都经过一番选择剪裁，搜集在一个本子里。”涵盖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学术、文艺等众多领域，有助于全面了解国家和世界的总体发展态势，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惜因开明书店印刷厂在“八一三”后又一次被毁于战火，迫使《月报》只出了7期即停刊。

全民抗战开始后，胡愈之和夏丏尊共同成为国共合作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和《救亡日报》编委。上海沦陷后，抗日文化人除部分撤往内地外，余均转入租界孤岛。1938年4月胡愈之也离开孤岛，相继辗转于武汉、桂林、新加坡等地，继续坚持抗日文化战线的工作。夏丏尊则一直留守在上海孤岛，历尽诸多艰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夏丏尊曾一度被捕。在日寇的各种威迫利诱下，他始终坚守民族气节，誓不为敌人服务。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的胜利和日本的投降。最初曾传来胡愈之有可能已在南洋流亡期间病故的消息，使夏丏尊为之揪心，直到1945年11月收到了胡愈之给在沪几位好友报平安的来信，才使他放下了心。然而，夏丏尊自己却因多年来艰苦度日，已积劳积郁成疾。胜利后面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巧取豪夺和贪污腐败，更使他因忧国忧民而加重了病情。就在病危弥留之际，他还留下这么一句话：“胜利，到底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说出了当时千万人民的心声。1946年4月23日，尚未满甲子年的他，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胡愈之于1948年夏回到了祖国的解放区。建国后长期在北京工作。我和胡愈之的侄子胡序威在1957年结婚，我们都叫胡愈老为大爹。由于在我们婚后工作单位长期没有给分配住房，所以有多年节假日我们都住在大爹家中。1961年我生下第一个孩子，在大爹家做月子。有一天叶至善夫人夏满子来看我，离开时在大门口遇见刚从外面回来的胡愈老，顺口说了声：“胡先生回来了？”他只回了一声“唔”，就径直往里走，等到他反应过来再回头往门外看时，人已走远了。于是他推开我的房间门问我：“刚才来的是叶圣陶先生的儿媳妇吗？”我说：“是的，她是我的小伯。”他“哦”了一声就走了。那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我和夏丏尊的关系。过了个把月后，他抱来一大堆照片，要我帮助整理分类后粘贴到不同的相册上。我很惊喜地发现一个旧绿皮的小影册，封面上写有徐调孚的文字说明：“愈之兄赴法之前同游白马湖，为此临别时夏君屋所摄。”内含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章锡琛、周予同、贺昌群、章克标七人在白马湖平屋前和春晖桥头合影，以及叶圣陶、章锡琛、周予同等在游船留影等几张发黄的照片。我立即拿了这些十分珍贵的照片去询问大爹。他说：“这是我去法国前在白马湖夏丏尊先生家与朋友们一起照的，是你们的二妈（仲持夫人）在战时我离开上海后替我保存下来的。”那时我才告诉大爹：“夏丏尊是我的三外公。我母亲夏觉夫就是在这白马湖平屋里与那天来看我的夏满子从小一起长大的。”大爹对我说：“你三外公是一位很有骨气的、受人尊敬的文化人，我与他不仅是同乡，还是相交多年的好友。没有想到，现在通过你的关系，使我们胡家与夏家、叶家也都联成了亲。”

为筹备1986年在上虞家乡举办夏丏尊先生100周年诞辰和逝世40周年的纪念活动，1985年底，夏丏尊的孙辈弘宁、弘琰、弘福在北京、上海等地拜访了一些当时尚在世的夏先生的老朋友，请这些文化界名人联合签名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建议。第一个往访请求签名的就是胡愈之，他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在前面还留出不少空白。他说：“最好把叶老和夏衍的签名放在我的前面。”他还说：“夏先生去世时，我远在南洋，没有写纪念文章，这次纪念夏先生100周年诞辰，我一定要补写一篇。”没有料到，在签名后没几天，他就因病住进医院，1986年1月16日竟与世长辞，未能实现他生前为纪念夏先生诞辰100周年所作的承诺，实在令人遗憾。

今年将迎来夏丏尊诞辰130周年和胡愈之诞辰120周年。我感到有必要趁我的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前，把我所掌握和了解的有关他们两位同乡、同时代文化名人之间珍贵友谊的零散片段的情况和资料，整理成文，以留给家乡和后人。

(本文作者为夏丏尊的侄外孙女，曾为北京市中学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