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序威

早在2006年，为纪念胡愈之诞辰110周年，在浙江上虞胡愈之家乡召开“胡愈之文化思想研讨会”时，就有人提出胡愈之有众多特别感人的文化现象，需对其进行专题研究。现转瞬即将迎来胡愈之诞辰120周年。我就自不量力，试图对胡愈之各种感人的文化现象作些初步的归纳和探索，以就教于学术界。

一心为国为民

胡愈之的父亲胡庆皆是清末秀才，一位有维新思想和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开明人士，家中订有《浙江潮》《新民丛报》等多种报纸。1896年出生的胡愈之被称为“小报迷”，较早就关心国家大事，曾熟读谭嗣同的《仁学》。谭嗣同在北京菜市口、秋瑾在绍兴街头杀身成仁、英勇就义的壮烈故事，曾给胡愈之的幼小心灵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

1914年，胡愈之开始走向社会，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其藏书十分丰富的商务“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充实知识，练习写作。1915年8月就开始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其后几乎每期《东方杂志》都有他以不同笔名发表的不止一篇的翻译或撰写的文章，内容涉及面很广。他开始立志要用自己的笔杆子影响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胡愈之与其编译所同事沈雁冰共同成为最早用白话文大量向外发表文章的作者，并开始对新文学产生兴趣。1921年郑振铎自北京来上海参加商务编译所工作后，胡愈之也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帮助编辑《文学旬刊》，提倡艺术为人生。他发表于《东方杂志》的《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文，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西方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文章。除了翻译介绍不少国外优秀文艺作品外，还参与国内的文艺评论，批判令人醉生梦死的鸳鸯蝴蝶派某些色情文学。他不满进步文艺团体“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之间的激烈内斗，曾发表《文艺界的联合战线》一文，奉劝文艺运动主将们的联合。

1925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严重的五卅流血惨案，激起胡愈之的无比愤慨。当时租界内的各大报纸都不敢据实报道，更不敢公开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他遂与郑振铎、叶圣陶、王伯祥等同仁共同发起创办《公理日报》，由他负责外勤采访和约稿。其创刊号于6月3日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份由爱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为国人伸张正义的报纸。其后，他又接着主编出版《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内载有亲自撰写的数万字的长文《五卅运动纪实》，至今仍为国内研究五卅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文中正确指出：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

在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通过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1927年春，胡愈之被推举为编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不料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竟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3日晚胡愈之路经闸北宝山路，目睹人民群众遭屠杀血流成河的惨状后怒不可遏，当夜就奋笔直书致几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自北伐军攻克江浙，上海市民方自庆幸得从奉鲁土匪军队下解放，不图昨日闸北，竟演空前之屠杀惨剧，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轰击，毙伤至百余人。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唯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邀友人郑振铎、吴觉农等共七人签名，翌日由其弟交《商报》公开发表。周恩来曾对此作过如下评价：“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1928年3月胡愈之被迫去法国留学三年。自学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历了欧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1931年1月回国途经莫斯科考察感受到当时即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社会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从而使他的思想也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联合抗日救亡

1931年，胡愈之回国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邹韬奋和胡愈之这两位在文化界已有较大影响的爱国知识分子很快就结交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联手呼吁抗日救亡。1932年底他们二人应鲁迅之邀参加了由蔡元培、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5月同盟总干事国民党员杨杏佛被特务暗杀后，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胡愈之因有他当时任职的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保护，仍能留在上海，替邹在幕后主持生活书店、《生活》周刊的出版业务。《生活》周刊被禁后，由《新生》周刊接替，继续坚持抗日救亡的文化传播。1933年9月，胡愈之被中共中央特科吸收为秘密党员。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周刊因登载《闲话皇帝》一文触犯了日本天皇，致使《新生》主编杜重远被捕而震惊全国的《新生》事件。由胡愈之负责与监禁中的杜重远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向前来探监的杜的旧友东北军幕僚和将领做停止内战联合抗战的统战工作。1935年12月初，张学良秘密探监会晤杜重远，杜向他转达由胡愈之提供的中共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劝他下决心联共抗日，张已为之心动。胡获此重要信息后因无法与当时的党中央取得联系，便亲自赴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此事。

邹韬奋在《新生》停刊后不久，不顾个人安危重返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胡、邹二人先后结识了有强烈爱国情怀、受人景仰的著名大律师沈钧儒。他们三人经常邀约一些文化人聚餐，交换对时局看法，讨论救国途径，开始酝酿先在文化界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在影响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爆发后不久，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283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海妇女界、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随之相继成立。潘汉年要胡愈之今后集中精力抓救国会的工作。曾由胡愈之代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起草了救国会的宣言《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后经章乃器修改成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发表。

1936年11月19日，伟大的鲁迅逝世，由蔡元培、宋庆龄和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出面主持丧仪活动，胡愈之成为具体操办此事的实际负责人。声势浩大的对鲁迅的群众悼念活动，变成一次呼吁抗日救亡的群众大示威。事隔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被捕事件。胡愈之义不容辞地立即担当起组织营救“七君子”的重任。他代表救国会起草发表《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发动新闻界报道各方抗议进行舆论声援，联系众多著名律师甘愿为“七君子”出庭辩护，组织“七君子”亲属探监传递信息以求监内外斗争的更好配合。他还策划发起由宋庆龄、何香凝领衔的“救国入狱运动”。由胡愈之等十余人陪同宋庆龄去苏州，亲自责问最高法院：“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就把七位救国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那就把我们也一起关押起来。”给当局施加很大压力。

七七事变后，终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和全民抗战。胡愈之代表救国会参加了由国民党潘公展任理事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任理事兼宣传部副部长，利用其有限的实权全力支持郭沫若、夏衍创办的《救亡日报》和邹韬奋创办的《抗战》三日刊的出版发行。上海沦陷后他曾留守租界孤岛坚持抗日文化宣传，并继续代表救国会做救济难民和培训抗日干部的工作。从以上代表救国会所做的联合各界抗日救亡的诸多事实可以表明，胡愈之曾被其党内主要联系人宣侠父称之为“救国会的灵魂”，并非过誉之词。

1938年4月下旬，胡愈之由上海经香港、广州到武汉，向时任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报到。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三厅任五处处长，主持抗日文字宣传工作。他组织力量编写许多供官兵阅读的抗日宣传材料，并想方设法将其送到部队；动员众多青年记者深入抗战前线采访，写战地通讯和即时的战况报道。他还联合国民党下属的国际新闻处，定期召开外国记者招待会，进行抗日的国际宣传；并组建由进步记者组成的国际新闻社，负责向国际新闻处和各地报纸发送新闻稿。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胡愈之由周恩来安排经长沙去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领导下，尽力做好团结桂系上层和文化界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他被聘任为桂系领导人的重要决策咨询机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理事和文化部副主任。该研究会的实际主持人为颇受桂系领导尊重和信任的当地爱国开明人士李任仁和陈劭先。他们二位曾与救国会有过工作联系，且对胡愈之比较了解；因而在工作上相互密切合作，关系相当融洽。这就为胡愈之在桂林文化界开展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他首先创办了由李任仁任董事长、陈劭先任社长、自己任编辑部主任的文化供应社，延聘众多著名文化人共同编辑出版了大批供应抗日前线和后方民众的文化读物。他将从武汉迁至桂林的国际新闻社，发展成为拥有100多位社员和300多位通讯员，在香港设有分社、在重庆设有办事处的总社。他除了自己主编出版救国会的刊物《国民公论》外，还帮助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和开明书店主办的《中学生》杂志先后在桂林复刊。桂林在抗战早期曾一度成为我国后方文化名人荟萃的文化城，胡愈之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当时曾在桂林国新社任记者的王淮冰曾有过这么一段回忆：“文化城中的文化人，无论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出版图书，有事都去请教愈老。人们称他为‘文化界的参谋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文化城’中第一大忙人。”

1940年11月，胡愈之受周恩来派遣，应陈嘉庚之邀去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他以接连多篇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社论，高度赞扬爱国侨领陈嘉庚组织动员广大南洋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献物、出力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回击国民党在侨界的分裂活动，呼吁爱国侨胞更紧密地团结在陈嘉庚的周围，更有力地支援祖国的抗战。在他到任后不久就制止了《南洋商报》副刊和《星洲日报》副刊之间的笔战。通过其老友郁达夫和俞颂华，大力加强《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报系之间的联合抗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胡愈之发起成立了以郁达夫为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的“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同时他还参加了由陈嘉庚任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战动员总会”，任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他们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进行抗敌宣传，还培训青年抗日干部参加马来亚抗日义勇军。在新加坡陷落前夕，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和郁达夫、王任叔、王纪元、邵宗汉、张楚琨、汪金丁等一大批著名文化人被迫乘小艇赴印尼苏门答腊避难。在流亡期间，胡愈之仍是继续与这批文化人保持秘密联系的核心人物。战争结束后，郁达夫的失踪（实被日本宪兵杀害）使胡愈之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曾饱含深情地写下一篇不朽的报道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建国后他一直竭力主张把郁达夫列入我国文化界为国牺牲的烈士名单。

远见卓识超人

由于胡愈之的脑袋特大，自幼聪颖过人，在家乡学习和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加以对研究国际问题甚感兴趣，因而对国内外的时局发展，往往能作出超人的料事如神的预测和判断。

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胡愈之应邹韬奋之约为当年10月10日出版的《生活》周刊撰写了第一篇文章《一年来的国际》。文中有这样的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短促的和平时期，现在已渐过去了！人类的第二次大悲剧的序幕，已在逐渐展开了。各国政治、社会、经济已感到极度的恐慌与不安。……一九一一年与一二年的巴尔干战争，是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的序幕。假如我们的推断不错，一九三一年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那时能作出如此惊人预见的，实为世上第一人，历经几十年后才被世人所共识。胡愈之在“九一八”后最早提出“与日本断交”，别指望国际联盟为我国主持公道的主张，不可能被正在致力于“剿共”的国民党当局采纳。他还提出“联苏抗日”的主张，却遭到当时中共党内“左”倾分子的批判，认为这是在为国民党谋划。后来的历史发展事实，都证明胡愈之上述主张的正确性。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上海濒临沦陷之际，胡愈之在1937年10月20日出版的《抗日》三日刊发表《谨防疫病》一文，指出“在我们对日寇的持久抗战中间，军事的偶而挫败，是完全在我们意料中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挫败，而且也可以在全部战线同时挫败。……我们不怕失败，不怕一时的丧师失地。我们所害怕的是我们自身的‘疫病’。在经过一度的军事挫败之后，妥协和投降的‘疫菌’，便要乘机活跃。……正像夏秋间我们必须打防疫针一样，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加强民众组织，肃清汉奸意识，同时对外表示中国抗战决心，以预防‘疫病’——妥协论与和平论的流行。”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提到了“抗日战争的投降主义。”果然不久，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打着“和平主义”旗号甘当汉奸的投降派。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当日晚胡愈之写下《变侵略战争为反侵略战争》专论，发表于9月4日《救亡日报》，文中断言：“英法对德宣战之后，欧洲的历史乃至人类的历史要向着一个完全新的方向转变。……战争扩大以后，英法不但对欧洲方面需要苏联，在远东方面更其需要联美。只要英法对德抗战到底，美国和苏联的参加战争，不过是时间而已。” ⑪ 清楚地勾画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态势。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十个月，胡愈之就已预感到战争即将逼近南洋，他自1941年2月14日至2月28日，接连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发表六篇《论保卫南洋》的社论，⑫ 阐述各种应对日本南侵之策。正由于胡愈之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常能提出自己深刻和独到的预见，使他成为我国文化界最早被誉称为“国际问题专家”的学者。

1948年8月，胡愈之夫妇奉命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从香港乘海轮北上。途经上海时秘密登岸约会亲人胡德华、胡子婴等，从她们那里了解到当时上海已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群众对反动政府的憎恨已到了极点等情况。到大连后，胡愈之对接待他的老友李一氓说：“按毛泽东同志早先估计取得全国性胜利从现在算起还需要两年多时间，在我看来已不需要两年了，除军事形势外，还有一个人心向背问题。……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大众盼解放已经等不及了。”李认为这一见解很重要，便急速派专人护送胡愈之夫妇经山东去河北平山，要胡尽快将此见解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胡愈之于9月29日到西柏坡，见到周恩来，10月3日受毛主席的接见，交谈半小时。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 ⑬ 后来李一氓曾将此事经过写成《高明的预见》一文纪念胡愈之。⑭

胡愈之的高瞻远瞩和足智多谋，在朋友圈内也深受推崇，遇有重要问题多愿听取他的意见，或请他代为出谋划策，被朋友们誉为“诸葛亮”和“智多星”。

无私助友创业

胡愈之交友甚广，有不少知心朋友。叶圣陶在回忆胡愈之《四个长处》一文中曾写了这么两段话：“愈之兄关心朋友，甚于关心自己。他经常为朋友出主意，帮助朋友解决困难，却没见他为自己出过主意，也没听他诉说过自己的困难。所以他的朋友都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乐于跟他共事。”“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杂志和书刊，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能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杂志书刊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 ⑮

章锡琛是胡愈之早期在商务编译所的同事和同乡，曾任《妇女杂志》主编。1925年因所编刊物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而被当时守旧的商务当局辞退。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等朋友出于同情和义愤，共同集资帮助他自己创办《新女性》杂志。其后又在胡愈之的创议下，发动更多的知识界朋友共同集资创办了由章锡琛任经理的开明书店。胡未在开明书店担任过职务，却常为开明书店出主意想办法，尤其在制定编辑出版方针、加强为其提供书稿的作者团队、扩大出版物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等方面，出力甚多。章锡琛曾深情地对胡说过这样的话：“从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了。”

自胡愈之与邹韬奋相识以来，胡帮邹革新《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以及在邹流亡海外期间由胡代其主持出版事业的继续发展，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事实。但在战前胡从未在生活书店担任过什么职务，除稿费外也从未向生活书店领取过薪酬。只是在抗战期间，由重庆生活书店总店聘任他为编审委员会主席。邹韬奋曾在《我们的胡主席》一文中这样说：“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⑯

《世界知识》是胡愈之在生活书店亲自创办的心爱刊物。他在1934年9月发表的《世界知识》创刊辞中指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了。……怎样走上这世界的光明大道去，这需要勇气，需要毅力，——但尤其需要知识。” ⑰ 胡愈之是《世界知识》的首任实际主编，而在刊物署名的主编却是邹、胡二位在生活书店的共同挚友毕云程。不久，其主编重任先后由张仲实、金仲华等人相继接替。但胡愈之一直很支持和关爱这个刊物。建国后在他和乔冠华的共同建议下，将《世界知识》从上海迁来北京复刊，使其成为我国唯一从旧中国转来至今仍在连续出版的时间最久的刊物。

抗战初期在武汉时，《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在胡愈之领导下开展抗日新闻宣传工作，彼此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为了将爱国青年记者组织起来，在胡愈之的推动和策划下，创立了以范长江为理事长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新闻界群众团体。当时之所以称为“青年记者学会”，一为参加者多为青年记者，不吸收报社老板或主持人；二是在当时的国统区成立“协会”之类的群众组织很难获批准，而作为学术性组织较易开展工作。早在上海文化救亡协会主持国际新闻宣传委员会工作期间，胡愈之就成立了一个向海外华侨提供抗战新闻的国际新闻社。到武汉后，他支持范长江进国民党曾虚白领导的国际新闻处工作，在其下设立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迁到桂林后将其扩建成为独立的国新社总社，成为当时国内除中央社、新华社外，向海内外供应新闻稿的重要通讯社。胡愈之为国新社的创建和壮大付出大量心血。他经常去桂林国新社上班指导工作，还设法筹款为国新社盖了一幢新楼。国新社的记者们都把胡愈之视为国新社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但他在国新社内无任何名义上的领导职务，社长一直是范长江。

曾有人议论胡愈之善于创业，不善于守业，所以创办起一个事业以后都让别人去干。其实他们不了解，胡愈之的创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繁荣整个进步文化事业。创办起一个事业后交给朋友去干，这样就可创办更多新的事业。

屡创出版奇迹

胡愈之不仅在文化出版界乐于助人创业，而且也在自己实际负责的多项出版工作中屡创奇迹。

在1933-1935年邹韬奋流亡海外期间，由胡愈之实际负责代为运筹和策划生活书店的出版业务。尽管《生活》周刊、《新生》周刊相继被禁停刊，却新创办了《文学》《译文》《世界知识》《太白》《妇女生活》《生活教育》《光明》《读书与出版》等一大批由名家主编的进步期刊。同时还新设了聘张仲实任总编辑的图书编辑部，由以往经销外版书籍为主，改为由自己编辑出版大量图书。先后出版了由鲁迅等译著的多种文学作品专集，以及《时事问题丛书》《青年自学丛书》《百科小丛书》《世界知识丛书》《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300多种书籍，还翻译出版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以上这一切，为突破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创下辉煌战绩。

经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仍在租界孤岛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从斯诺家中得到其新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阅后喜出望外，认定该书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决定立即组织翻译界的朋友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二弟胡仲持和以陈仲逸为笔名的胡愈之自己，共12人，各分一章进行突击翻译。由胡仲持负责全书的统一译校，由胡愈之负责对所涉及人和事的译名审核和最终的文字润色加工。遇有疑难问题，亲自与作者讨论，或往访当时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长征干部刘少文求助解决。为了使此书得以及时出版，由胡愈之发起成立以“复社”命名的出版机构，社址就设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其资金来源，除愈之、仲持兄弟及表哥黄幼雄外，还通过聚餐会向朋友们筹集，由郑振铎、周建人、许广平、张宗麟、王任叔等十余人每人出资50元作为复社社员股金，共集资近千元用于购置纸张。印刷厂工人为支持该书的出版，同意可先无偿开工排印装订出版，俟发行销售后再补发工资。其后上海大亨杜月笙获悉此事，为支持国共合作抗日，急欲了解中共内情，通过艾思奇送来一千元作为支持该书出版的赞助费和预订款。为了使此书的发行减少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斯诺专为中文版写了“序”，而且还提供了数十幅原版所没有的极为珍贵的历史图片。《西行漫记》从开始组织翻译到首版印制发行总共历时不到两个月。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西行漫记》出版取得成功经验后，胡愈之即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由复社来承办《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早在战前成立的鲁迅纪念委员会就提出要编印出版《鲁迅全集》，对此胡愈之铭记于心。为使许广平多年精心搜集保存的鲁迅珍贵文稿不在战乱中散失，抓紧编印出版全集已更具迫切性。经共同研究决定：由王任叔、许广平、郑振铎负责编辑，胡仲持、黄幼雄负责出版发行，胡愈之、张宗麟负责总体策划和筹措资金。考虑到全集篇幅巨大，每套印制成本约需20元，一般读者无力购买。为此胡愈之想出妙招，将全集分为多种不同版本出版。普及本定价12元，提前预订者只需交8元；精装本定价50元，其中用精致楠木箱装置并刻有蔡元培书写“鲁迅全集”字样者定价100元。以富济贫，既可扩大购书的读者群，又不致使出版社亏损。为了扩大《鲁迅全集》的社会影响，他建议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出版。1938年4月亲自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联名发表了《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启事》。胡愈之就凭此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通过茶话会向社会名流推销《鲁迅全集》精装纪念本的预约卷，迅速筹集资金万余元汇寄上海，使复社经众多文化人帮助校稿后已编排好的书稿得以及时开印。共20卷约600万字的首版《鲁迅全集》，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战后胡愈之夫妇从印尼流亡地回到新加坡后不到两个月，就在爱国侨胞的支持下，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很快出版发行由胡愈之以沙平笔名主编的《风下》周刊和由沈兹九主编的《新妇女》月刊。不久又与陈嘉庚合作创办了《南侨日报》，其发行迅速遍及东南亚各国，成为深受南洋华侨欢迎的喉舌。以上这些在当时的南洋侨界也都创下文化出版的奇迹。他之所以能屡创出版奇迹，除其本人的智慧和创意外，还都离不开依靠群众和组织动员群众的群众路线。

 

文章万人传颂

胡愈之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

1931年1月下旬，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时，在世界语同志的帮助下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与刚经历大萧条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回到上海后他开始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引人入胜的《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由生命书店发行，至1932年2月半年内连续再版5次，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一文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当时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后来成为出版家和语言学家的陈原，晚年在《书的生命》一文中写道：“《莫斯科印象记》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年1月间靠世界语的关系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后来成为散文家和翻译家的冯亦代也在《怀念引路人》的回忆中说：“我们几个同学传阅着这本书，一直到这本书被我们看得连书页都分了家，但它带给我们的却是人世新天地的憧憬。”

胡愈之受韬奋之约，在《生活》周刊大量发表的文章，多数为以“伏生”笔名发表的国际问题分析论述。因其分析透彻，深入浅出，文笔犀利，立论严谨，深受读者欢迎。生活书店曾将其编辑出版《伏生国际问题专集》，成为品牌畅销书。此时竟有人冒名“胡伏生”在别的刊物发表类似文章，为此胡愈之在《生活》周刊登了条“伏生启事”，特作如下声明：“鄙人撰述关于国际问题的文字，均在《生活》周刊发表，此外并未为他种刊物撰文。近阅报载社会主义月刊出版预告，有‘胡伏生’所撰之文，当然非鄙人所作。胡伏生当另有其人。”21 此事曾被当时文化界传为趣闻。

胡愈之是擅于写新闻报道的快手。其撰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已成为传世之作。1937年6月11日由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事先胡愈之与多家报纸打好招呼，要各报在审讯结束后的第二天留出版面报道此事。“七君子”在法庭上为爱国无罪义正辞严的申辩，令法官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12日晚胡愈之在听取刚从苏州回来的记者和家属汇报的同时，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为了赶时间，采取边写、边刻印、边送报馆发排的办法。当时身历其境的胡子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这篇稿子的头已在各报馆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还在奋笔直书。‘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到胡先生写稿的情形，方信确有其事。”22 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后来生活书店又把此文印成小册子，分赠全国广大读者，对支持“七君子”的救国正义立场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产生巨大社会影响。

胡愈之也是写社论的高手。他在新加坡的战前《南洋商报》和战后《南侨日报》主持笔政多年，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一千多字的社论，深受华人文化界的推崇。1979年由方修主编的作为“马华文学六十年集”的《胡愈之作品选》，全选自《南洋商报》的社论。编者将胡愈之的社论视为“政论散文的极品。”他在该书前言中说：“胡氏最确切的身份，应该说是个政论散文作家。他的那种每篇千余字、以报章社论形式出现的政论散文，写得非常精彩，是成千上万关心国际政治问题人士每日必读之作；其吸引读者的魅力，不消说本地无出其右，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水平的政论家也并不多见。”23

胡愈之文章之所以受广大读者欢迎，除了其文学素养和文笔功底外，与他了解读者心理，使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求真务实，不讲空话、套话，似行云流水，朴实无华，也有很大关系。

热情引导青年

青年代表着祖国的未来，胡愈之一直很关心青年的成长。茅盾在大战结束前夕听到胡愈之已在南洋病故的误传噩耗后，曾写悼文这样说：“他的一生为学办事的精神和成就，实在值得年青的一代永志不忘，奉为圭范。……我每每觉得像愈之这样的人，他本身就是一股巨大的感召力！给年青一代以鼓励、以勇气、以楷模。”24 周有光在已进入耄耋之年后所写的《一代青年的引路人》文中说：“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们面对国家危亡的心情愤激。可是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在思想上找不到出路，万分苦闷。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之一。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25 许多在抗战初奔赴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在建国后回忆说，他们是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才下决心去延安的。

胡愈之愿与年龄小于自己的青年交友，并尽己之所能热情帮助他们进步。巴金比胡愈之小8岁。早在1920年他还是一个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书的学生时，给胡愈之写信请教有关世界语问题，胡给以热情解答，还鼓励他勤奋学习，为社会进步作贡献。1928年胡愈之在巴黎与巴金相遇，相互频繁交往，成为好友。胡曾帮巴金将其早期的一些译作和短篇小说推荐给《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发表。巴金后来能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主要受胡愈之的影响。在胡愈之逝世时，巴老曾写下这么一段话：“我虽失去一位长期关心我的老师和诤友，但是他的形象和声音永远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边：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多做实事。这是他给我照亮的路，也是我的生活道路。” 26赵家璧小胡愈之12岁，1932年他刚大学毕业进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因其所编的《一角丛书》系列无人问津，他就鼓足勇气毛遂自荐地去找《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求助。胡热情接见，不仅告诉他应如何编好这套丛书，而且还答应为他写稿。没有几天就将一万五千字的《东北事变的国际观》书稿寄给他，作为《一角丛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从此他就改变出版方针，找准社会关注的热点，请专家写稿，使《一角丛书》起死回生，两年内共出了八十种，行销五十万册。晚年他仍不忘此事。他说：“当年胡愈之先生爱护青年雪中送炭的感情，在我漫长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 27

胡愈之在桂林抗日文化城时，经常去国新社与青年记者们共同生活和学习，被当时社内一些20多岁的小伙子们尊称为“胡愈老”。作家兼记者谷斯范在其《文化巨星的陨落》一文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愈之同志性格随和，容易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起吃大锅饭，一起学习。讲起话来，家乡口音浓，别人不容易完全听懂。他用的比喻通俗，分析问题全面、深刻，所以大家爱听他的娓娓而谈。他讲话亲切，待人亲切，谁在工作上出了差错，总是善意帮助，从来不板脸孔训人。” 28

胡愈之在战后的新加坡工作期间，当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亚全境，约有百万华侨青年，其中受过中等教育的还不到1%，所以他十分关怀华侨失学青年的自学成长问题。1946年，在他的策划建议下，由《风下》周刊编辑部开办《风下》青年自学辅导社。聘请专家编写国语、常识的自学辅导读本，在《风下》连载发表。凡是《风下》订户，只要每月交三元学费，就可成为自学辅导社社员，每月需交两篇作文，并做各种练习题。由编辑部组织当时在新加坡的文化教育界名人负责评卷、改卷。胡愈之和沈兹九也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分担评卷、改卷任务。学业成绩优良者给予奖励，有些较优秀的文章被推荐在《风下》或《南侨日报》副刊发表。社员曾多达千余人，其分布地域很广，除新加坡、马来亚外，几乎遍及东南亚各国。后来在这些社员中，有的回到祖国成为参加文教建设的干部，有的则留在当地成为社会有用之才。

关注大众文化

文化工作应主要面向人民大众。文化不能由少数知识精英垄断，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才能使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所以在胡愈之帮助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扉页，就载明以 “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为主要宗旨。

胡愈之自1948年回到祖国解放区后，除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外，还被任命为新创办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新华书店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出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在其主持出版总署工作五年期间，坚持出版工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做了大量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工作，为开创人民出版事业的新局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字是传播文化的工具。要推广大众文化，首先应帮助人民大众认识和掌握文字。应该承认，我国经几千年历史变迁流传至今的汉字，既成为能体现我国历史上璀璨文化的瑰宝，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难学的一种文字。这对于文盲占90%以上的旧中国来说，识字已成为大众文化的最大障碍。所以早在上世纪30年代，胡愈之就已是文字改革的积极倡导者。1954年他被调任国务院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协助吴玉章共同主持文字改革工作。他请了大批语言学家从事文字改革。主要办成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文字出版物均改竖排为横排，二、推行文字简化方案，三、推广普通话，四、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并将其作为识字、打字和翻译汉名的重要辅助工具。上述文字改革成果，为全国人民实现大规模扫盲，为广大青少年读书识字提高效率，为外国友人学习汉语纾困解难，均功不可没。如今社会上尚有人对汉字简化有所非议，不能因少数简体字尚存在瑕疵而否定繁体字简化的大方向。其实五四时期改文言文为白话文和建国后改某些繁体字为简体字均符合时代前进的方向，并不影响学者们和有志趣者继续用古语和繁体字去研究历史文化。

世界语是由柴门霍夫创立的一种国际语。胡愈之是我国学习和推广世界语的先驱，建国后长期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他之所以一贯热情地推广世界语，除了重视它能体现民族间平等的国际交流外，也出于对发展大众文化的关注。因为发展大众文化也离不开国际交流，让人民大众学习世界语可使其较快地掌握进行国际交流的语言工具。世界语的原创设计比较科学、合理、规范、简易、美感，记住一个单字，即可触类旁通记住大批单字。学习和掌握世界语比学习任何一国外语都要快捷得多。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小国，曾出现推广学习世界语的热潮，翻译出版了大量世界语书刊。我国在文革前对世界语的推广也取得显著成就。当前在国际交流中英语已成为强势的通用语言，导致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之间竞争的不平等，中、法、德、俄、西班牙等国都在为提高本国语言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而斗争。对众多弱小民族和基层人民大众来说，推广世界语作为国际交流的辅助工具，仍不失为最公平的理想目标。

自1956年胡愈之开始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出版工作后，亲自抓与发展大众文化有关的两项出版工作：一、抓农村读物。在他的建议下，新组建了农村读物出版社，并亲自策划和参与编辑出版向农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农村年书《东方红》，以代替含有封建糟粕的旧农历。1963年《东方红》农村年书问世，初版即发行150万册。为了进一步改进年书的内容，他还亲自带领《东方红》的编辑人员深入湖南、浙江的农村做调查研究。二、抓知识读物。我国的经济建设曾因三年盲目大跃进而出现严重失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广大干部缺乏应有的知识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胡愈之早在1961年就提出要出版一套以广大干部为读者对象的《知识丛书》。此项计划获当时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的赞同和支持。周扬在会上表态说：“胡愈老是出版界的‘佘太君’，由胡愈老来主编这套丛书，最合适不过了。” 29经多方研究和组织筹划，最终确定由50多位著名专家组成《知识丛书》编委会，计划出书一、二千种，由六家出版社共同分担出版任务。遗憾的是，不久从北戴河传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使《知识丛书》的出版受到冲击，只出了30多种书就夭折了。在文革中竟将《知识丛书》在出版说明中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视为反动。

倡导广开言路

文革期间，胡愈之也曾受到造反派批斗，只是后来由于周总理的保护，情况才略有好转。“林彪事件”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开始恢复活动。1972年7月，毛主席的同窗、湖南省的民盟领导人周世钊来京参加王季范追悼会，顺访在京老友。他在胡愈之家中与杨东莼、楚图南、萨空了等共议国事，大家对当时的国家前途都忧心如焚。胡愈之建议利用周的关系直接向毛主席进言。先集中三大问题分头进行准备，由周负责教育问题，由杨负责青年问题，胡自己则选择了既重要又敏感的广开言路、发扬民主的问题。这在那时是要冒较大政治风险的。毛指派汪东兴、华国锋代他听取意见，并有专人做记录。事后对此并无回音，所幸亦未因此而惹祸。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讲过：“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文革所犯的严重错误，恰恰就是由于只搞句句是真理的“一言堂”。所以改革开放后，胡愈之一直积极倡导发扬民主，广开言路，搞群言堂。

反右时，他作为中共秘密党员，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领导民盟的反右斗争，执行了“左”的路线，对某些言论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伤害了不少同志，曾造成反右后许多盟员不敢再讲心里话的后遗症。对此，胡愈之后来曾作过深刻反省。在1979年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勇于承认自己在反右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向曾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盟内同志表示公开道歉，全体与会代表报以热烈的掌声显示对他的谅解和信任。

1980年他在民盟的一次中常会上说：“搞四个现代化，首要的条件是民主和法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就发挥不出来。”30 1985年在胡愈之的建议下，民盟总部创办了《群言》杂志，就是要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广开言路。他认为要想办成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和好事，一定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

他所倡导的广开言路、发扬民主的风气，在自己平时的工作、学习和交流活动中也都能很好地体现。他作为民盟的领导人，经常深入到清华、北大、科学院的一些盟员专家教授的家中访问，征求他们对民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了解他们存在的困难，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深受感动。盟内的一些知识界名人，如华罗庚等，遇有自己想不通的社会政治问题，都愿先找胡愈之交流沟通。在文革终结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各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被混合编组参加学习。胡愈之曾先后两度担任混合学习组组长。如前期的赵朴初、周培源、吴有训、茅以升、王芸生等和后期的荣毅仁、胡子昂、冰心、华罗庚等均为胡愈之领导的学习组成员。在学习会上他能让大家畅开思想，各抒己见，不受任何压抑。冰心老人曾留下这么一段文字记载：“那时的学习主题是‘批林批孔’，胡先生的发言十分精辟，谈到对孔子的批评也要一分为二，对于我们的议政他也从不限制。他的态度一贯从容慈爱，使人感到亲切。……胡愈之先生是我最为怀念的可亲可敬的老友之一。” 31

清风高德育人

胡愈之是一位廉正勤奋、博爱慈祥、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文化巨人。其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景仰。

他创办过不少事业，经手过不少钱财，却从不为自己谋利。在南洋时他与一些富商侨领有交情，曾帮助战后聚集在香港的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文化人筹集资金予以接济。致使有人误以为胡愈之在南洋是经济上很富裕的人。其实他在新加坡过的是相当简朴的生活。他任《风下》周刊主编，只拿稿费，不领工资。许多从香港或国外路经新加坡时到访的朋友，均由他负责自费接待。他和沈兹九居住在加东海滨的一幢简易小木屋，是由浙江籍爱国侨商陈岳书无偿借给的，自己并无积累的资产。所以后来胡愈之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去南洋时是两袖清风，从南洋回国时是清风两袖。”建国后他身居高位，收入不低。但平时家中仍过着较简朴的生活，经常在经济上资助有困难的战友和烈士家属。自己较大的开销是常与在京和京外来访的朋友们自费聚餐交往，把聚餐会友视为一种生活乐趣，这几乎已成为他在长期统战工作中所形成的一种习惯爱好。他对亲属的管教甚严，要求公私分明，不允许以他的名义搞任何特殊。他留给后人的主要是文化遗产。

他之所以能创出许多业绩，与他一贯很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密切相关。他的学历较浅，基本上靠自学成才，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掌握多种语言。平时他把时间抓得很紧，经常为工作废寝忘食。在新加坡时，他每天的实际工作时间要超过15小时，很少有业余娱乐活动时间，这是我亲眼所见。所以胡愈之和沈兹九刚到华北解放区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时，毛泽东和朱德在一次舞会上对刚从国外回来的胡愈之夫妇竟不会跳交际舞而深感惊讶。在战时新加坡被日寇占领，胡愈之夫妇流亡到苏门答腊避难共长达三年半期间，乃是胡愈之被迫卸掉繁重工作负担，可供自己自由支配时间最充裕的一段经历。但他不甘愿虚度年华浪费时间，发奋学习当地民族语言，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中文版的《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195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编纂了第一部《汉译印度尼西亚语辞典》初稿。同时他还以给当地华侨少年讲故事的形式，用沙平笔名创作了他生平唯一的一部以憧憬新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科幻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1949年由文化供应社出版）。到了晚年，在完全脱离工作岗位后，他仍然是书报不离手，甚至还打算学习数学和电子计算机。

叶圣陶赞胡愈之有博爱精神，主要指他对人民大众的挚爱。有爱必有憎，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爱憎分明。他坚持正义，坚持进步，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所以他能做到像鲁迅教导的那样“俯首甘为孺子牛”，把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放到很突出地位。他与周围的同志和朋友相处多为对方考虑，而且态度和蔼慈祥。所以大家都愿意与他谈心交友，愿意听取他的意见。他能把许多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共同去完成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任务。

胡愈之为人民创建光辉业绩，从不考虑自己的名利。经常夸别人的贡献，替朋友们表功。遇有人赞扬他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自从他被吸收为中共秘密党员后，他就下决心为党默默奉献自己的一生。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在文革后统战部门公开他的党员身份以前，所有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虽然也曾有人猜测他是党员，设法试探他，总被他以民主人士谈话的口气挡回。早就有人建议他写回忆录，均被他拒绝。他认为自己的经历不好写，曾打算到临终时将自己的一切秘密带走。一直到1984年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要他提供个人经历的回忆资料，他才开始接受三联书店编辑周健强的采访，并在其嗣子胡序文的帮助下进行口述《我的回忆》的整理。遗憾的是，《我的回忆》尚未经他最终审订、充实、完善，就离开了人世。

有关胡愈之的许多业绩，过去只有与他一起工作过或与他较亲近的同志和朋友才有所了解，有些在公开的历史文献上是查不到的。所以在1991年出版的由胡愈之的战友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对胡愈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贡献作了恰当的评述。但在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巨著中，在叙述抗日救亡运动时，只提到非党员的救国会七君子，却见不到在其中起“灵魂”作用的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的身影。这似乎有失历史的公允。救国会的老战友、经济学家千家驹曾在《半个多世纪的畏友》一文中说：“人们知道救国会的沈钧儒、‘七君子’，文化供应社的陈劭先，知道国新社的范长江，知道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却不知道所有这些进步的文化团体的幕后都有胡愈之同志，而且愈之所花的心血比谁都多。” 32   我写此文，除力图全面论述胡愈之感人的文化现象外，亦有意于让更多人了解胡愈之的历史真相，只是由于功力受限，恐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本文作者为胡愈之侄子，曾任《经济地理》期刊主编、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