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吴承恩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是载誉世界的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但鲜为人知的是，时任淮安知府的上虞人葛木，竟是他恩同再造的“父师”。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葛木的知遇、赏识、激励，就很可能不会有《西游记》登列世界文化的殿堂。葛木犹如独具慧眼的伯乐，是他发现并成就了吴承恩这个难得一遇的文学天才。

葛木(？—1535)，字仁甫，号卮山，上虞人，明代正德丁丑年(1517)进士。嘉靖八年至十一年(1529~1532)葛木任江苏淮安知府，一履任即创办了龙溪书院，并每月定时到书院亲自授课。在当时招收的生员之中，有一位就是后来写出传世佳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葛木赏识吴家父子

吴承恩(1506—1582)，淮安山阳人，在葛木任期内前后两次就学于龙溪书院(24岁与27岁时)，深受葛木的赏识和厚爱。这里有几层关系，一是吴承恩的曾祖父吴鼎做过余姚教谕，祖父吴铭做过杭州教谕，祖辈两代都在浙江做学官，这是葛木注意到吴承恩的一个原因。二是吴承恩父亲吴锐是一个学富五车的性情中人，凡经史百家，莫不浏览，又好谈史谈政，喜奇闻怪事，但只因家道中落，在山阳城里卖“采缕文縠”(丝织品)为生，经常忍受胥吏刁民敲诈，是一个出名的“吃亏是福”的小商，被市人呼为“痴儿”，但葛木得知后却再三称他为难得贤人，敬重有加。这是葛木对吴承恩格外关注的又一个原因。三是吴承恩自己“髫龄(童年)即以文鸣于淮”，“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名震一时”。但是，吴承恩跟一般士子不同，他才华横溢，却轻世傲物而锋芒毕露，他视科举功名如拾草芥，却总是屡试不中，于是招来纷至沓来的嘲笑，被人交口赞誉的日子一去不返。“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当时吴承恩曾十分失望乃至失去自信，他进龙溪书院时的思想状态是有些消极倾颓的。在这种情况下，葛木对于逆境中的吴承恩，除了赏识之外，更寄予一种深刻的同情，以及对后生晚辈的勉励与期望。吴承恩后来不同凡响的大器晚成，有着葛木在他关键时期所起的关键作用。葛木是特具慧眼的。

史载吴承恩25岁那年年初，即他入学第二年，淮安知府葛木拜吴承恩父亲吴锐为乡饮宾，作为地方德高望重的荣誉代表。可是“吴锐不至，三请然后赴”。葛木三请吴锐，把这位被许多势利小人呼为“痴儿”的民间小商推为上宾。这样的尊重无疑对吴承恩有特别的心灵触动。

为激励吴承恩，葛木创造条件发挥吴承恩的优势特长，以增进其自信。这年冬，葛木特意谦让，请吴承恩代写《告先师(孔子)庙文》，榜镌于学宫大成殿之侧。吴承恩善诙谐戏谑，很有“孙悟空式的调皮”，幸好在龙溪书院得遇大度又开朗的被他称为卮山先生的葛木。他后来有诗称道：“忆昔龙溪鸣鼓钟，后有王公(接任葛木的王凤麟)前葛公……莫笑狂奴仍故态，龙溪我亦法筵人。”狂奴是吴承恩自称，“法筵人”原指佛筵上讲经说法的高僧，这里是说他自己常在龙溪书院发表言论，吴承恩在书院里是有出众的地位的。可以想见，当时葛木坐在一旁，笑容可掬地听吴承恩“夺席谈经”，这是吴承恩引为自豪的回忆情景。

吴承恩永生不忘恩师提携

吴承恩29岁这年秋，参加乡试又落第。葛木此时已由山东按察使副使升任山西布政使，赴任前在回上虞省亲之际，特取道去吴承恩家中访问，不料失之交臂。

未几，葛木从上虞北上，过扬州时又特派人去探望落第的吴承恩，对他“锡以教言”，时吴承恩因病回家，又未能亲承教诲。

作为一位地位显赫的地方长官，葛木对处于落寞潦倒之中的吴承恩竟是这样的周到关爱。对吴承恩而言，这种使他不失去自信的精神慰藉胜过一切。在冷漠势利的周遭环境中，吴承恩对社会恨之越深，对葛木这样的好官和恩师就爱之越深；而一当得知葛木猝然病逝，吴承恩则悲愧交集，五内俱摧，然后痛定思痛，长歌当哭，写下催人泪下的《祭卮山先生文》。

葛木卒于山西布政使第二年任上，离开淮安才三年，时吴承恩刚三十岁。史载葛木灵柩过淮安，“士民奔拥，停灵月余，哭奠不辍”。深受葛木知遇之恩的吴承恩，其绵绵哀思又该是何等深痛。《祭卮山先生文》为千字文，满篇如泣如诉，声泪俱下而一气呵成。祭文以强烈反复的哀辞起首，写自己恍恍惚惚听到噩耗，跌跌撞撞赶到停放灵柩之地，凄凄戚戚听葛木家人哭诉之情状，于是“见闻既真，神悸心惑，惊怛号顿，五内震摧”。在吴承恩心目中，卮山先生葛木仿佛就在昨天，他“烨如游龙，振如鹤鸣，戴星听政，中夜而即安。烛照刀斩，精神奋扬”，如此英气勃勃不怕劳累之人，这样的好官与导师，竟忽然之间撒手人寰，痛何如哉！

吴承恩接着写到淮安市民“罢市而哭，鬻衣而奠”，而他们这些学子，曾受过先生的亲切教诲和知遇之恩，其悲痛之情更何以言说。他写道：“昔人有言：感恩易尔，知己实难。承恩，淮海之竖儒也，迂疏漫浪，不比数(相提并论)于时人，而公顾辱知之(降低身份，视我为知己)；泥途困穷，笑骂沓至，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也。公今逝矣，谁当念予虚浮无实之文……孰能了仆之心也哉！”吴承恩说自己是一个迂疏漫浪的小儒，辗转于困穷泥途之中而受人笑骂，当自己彷徨无助将要失去自信的时候，“而公之信仆，甚于仆之自信”，这是多么及时的鼓励与鞭策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他把葛木看成知己先生，称自己是卮山先生门下士。

吴承恩写到葛木离开淮安后前后两次去探望他，而他虽未能见到恩师，却总以为他日可以报答，岂知这一走竟为永生之别！“痛嗟哉卮山先生！痛嗟哉卮山先生！”吴承恩悲痛之情自难抑制。他写道：“老天不仁，夺我父师，我伤如何！”他评价先生“德在淮民，功在朝廷，名声在四方。刚大之气，昭为列星，激为雄风，岂再泯灭！”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恩师的激励将永远铭记不忘。吴承恩说自己过去实有负于先生，但是他表示：“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无愧)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已。”吴承恩即以此“有所树立”的诚心和决心告慰葛木在天之灵。人生三十而立，吴承恩正是从此开始酝酿《西游记》的创作。可以说，葛木是最能打动吴承恩之心的人，这也是葛木生前身后留下的最成功一笔。吴承恩有幸，卮山先生葛木亦有幸焉！

葛氏功德永垂青史

《上虞万历县志》与《上虞光绪县志》有葛木及其父亲葛浩的列传记载。父子俩都是进士，又都列为上虞名宦乡贤。葛浩官至大理寺卿，治政、治军多著丰功。2008年在上虞市梁湖镇西华瑶村发现有一块明代巨大石碑，上面刻有“父子进士”四个大字及“正德十四年”等字样。查县志，明正德年间上虞父子进士的就只有葛氏家族的葛浩与葛木父子。《上虞县志》载：葛木中进士后任刑部郎中，凡经手案件必再三查实证据，由此平反多起冤假错案。当时御史唐龙认为葛木辩诬理枉游刃有余，后来的刑部主事、著名学者王世贞则最推重葛木审理案件的文稿。葛木任淮安知府仅四年，淮安各色人物杂陈，是出名的难治之地，葛木则“镇以简静，加意抚字(对百姓安抚体恤)，节冗弛禁。毁淫祠为书院，进诸生，月课之。淮士民戴如慈父。迁山东副使、山西参政，卒于官。丧还过淮，士民奔拥，停留月余，哭奠不辍。”又，江苏《山阳县志》载：葛木，“性明敏，遇事立断，吏不能为奸。时唐龙为督抚，政无巨细，悉采木议(全采纳葛木的意见)，郡有大疑大狱皆取决焉。轸(怀)民疾苦，以身任之。重学校，训士子有法度，文教蔚起……”无论能力、学问、人品、见识，葛木都堪称上善人物。但是，葛木的事迹之中，最见光彩的显然是他与吴承恩交往的这一段佳话，原志书因多种原因而未曾提及，此亦一憾事也。特记以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