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序威

我是胡愈之的侄子，学名序威，乳名霞飞。在我1928年出生时，正逢胡愈之去法国留学，他给我取了个法国名将霞飞这个乳名。自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五卅”流血惨案后，胡愈之的专业兴趣开始由文学转向国际问题研究。他给几个侄子取的乳名，均为世界伟人，如列宁（序平）、林肯（序介）、歌德（序文）等。1931年他从法国回来后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我国东北领土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其长期就职的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被日机炸毁。他回到浙江上虞家乡养病数月，曾让侄儿女们围绕着他，各自任选一份以报纸包裹的内容各不相同的玩具礼品，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他无自己的亲生子女，很喜欢我们这些孩子，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大爹。自1932年夏离开家乡重返上海后，他就全身心投入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始全民抗战的早期，他从上海孤岛转战于武汉、桂林等地的抗日文化战线。1941年受周恩来派遣，应陈嘉庚之邀，赴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即将沦陷时，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与当时在新加坡的郁达夫、王任叔等一大批文化人共同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避难。就在二次大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有中国大陆的媒体谣传胡愈之已在南洋流亡中病故的消息。《中学生》杂志还为此出了《纪念胡愈之专辑》，叶圣陶、茅盾等众多文化人写了悼念文章，在家乡的亲人也都信以为真，深陷悲痛。

我因家境困难，只念了两年半中学就失学了，战后开始在上虞北乡当小学教员。1946年，从郑振铎主编的《民主》杂志上看到载有胡愈之撰写的文章《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文末还附有编者说明：胡愈之不仅仍健在人世，而且战后又回到新加坡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和《风下》周刊，并正在筹办《南侨日报》。对此，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我试着按编者提供的通信地址，给大爹去信，希望能到南洋参加文化出版工作。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大爹的回信，同意我去新加坡工作。经过一番筹措，于1947年夏，我随二妈及其子女序介、序因离别家乡经上海到香港，在时任《南侨日报》驻港特派员的二爹胡仲持家中住了个把月。9月我独自一人搭乘小海轮的底层统舱，经四、五天的风浪颠簸到达新加坡。因当局担心我们这些底层统舱客带入传染病菌，需先在棋樟山隔离观察两天，才让我们进入口岸。

在那天我办完入境手续后，就匆匆地叫了一辆三轮车按手书地址直奔《南侨日报》社。根本没有想到大爹竟会亲自到码头去接我，拿了我托他办签证用的一张半身照片，在入口处逐个对照，直到入境的人走尽后回到报社才见到我。他先把我带到自己在加东海滨的家中住下。这是一所建在临海沙滩上的被称为亚答屋的高脚木屋，是大爹的挚友、原籍浙江温州的侨商陈岳书无偿借给胡愈之、沈兹九夫妇居住的，离陈岳书家仅数十步之遥。

陈岳书曾是上海的印刷工人，因参加“五卅”罢工被开除而出走南洋。在新加坡辛勤创业取得较大成就，成为当地上海、江浙籍的侨领，积极支持陈嘉庚的抗日救国活动。战后他重回新加坡，除恢复经营其原有的侨兴国货公司、上海书局和生活印书馆等企业外，还帮助胡愈之创办了新南洋出版社，同时也是由胡愈之任社长、陈嘉庚任董事会主席的《南侨日报》的重要董事。

在加东海滨家中，大爹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将他以沙平笔名发表的连载于《风下》周刊的长篇小说《少年航空兵》剪贴成集，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遇有错漏字或不明白处，以铅笔划出，供他最终修订后交香港文化供应社出版。这是在他生平写作中唯一的一部以华侨少年为主人翁，以梦游憧憬中的新中国为主要内容的科幻小说。我读后深为其优美的文笔和奇特的情节所感动。一星期后他带我进新南洋出版社参加工作，安排我主要负责邮购业务，并兼顾门市营销书刊的收款工作。

新南洋出版社和《南侨日报》社同设在吉宁街（CROSS STREET）42号一幢老旧的三层小楼内。楼下居中的前半间为新南洋出版社的门市部，后半间为《南侨日报》的印报机和发行部，编辑部和排字房都在楼上。新南洋出版社主要出版发行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周刊和沈兹九主编的《新妇女》月刊两种期刊，同时还经销来自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各种文化书刊。橱窗内、展柜上陈列着不少左翼作家的书籍，甚至还包括《列宁文选》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供顾客任意翻阅选购。这对我这个刚来自国民党统治下被严重白色恐怖笼罩的中国大陆的人来说，很自然地把这里视为自由开放的文化乐园。

由于新南洋出版社离加东海滨郊区较远，每天乘公交上下班很不方便，大爹给我在市区内生活印书馆的楼上找了一个住处。从离出版社不远的莱佛士广场乘电车往北两站即可到达生活印书馆。这是一幢面积较大、面对马路（可能是今CHOLIA STREET）、较破旧的二层楼。楼下是生活印书馆的厂房，楼上办了一所后觉公学。为纪念马华教育工作者、世界语先驱、因抗日而遇难的郭后觉烈士，由陈岳书出资赞助办了这所以烈士命名的小学校，聘请了一位由胡愈之推荐的青年世界语工作者吕咪任该校校长，晚上还给成人办世界语辅导班。楼上居中的一大间为教室和学员活动场所，东侧是吕咪夫妇的宿舍，我住在西侧宿舍被木板分隔的小房间内。生活印书馆经理的一位名叫周毅的儿子，白天在英语学校学习，晚上与我同住一室。还有一位郭后觉遗孀吴瑞英的内侄女，在生活印书馆当女工的桂兰大姐，是我们的邻居。他们都很热情地关照我的生活，一再叮嘱我对这里的热带湿热气候定要坚持早晚两次冲凉。我所住的房内不仅没有电扇，而且灯光暗淡，夜间蚊子很多。冲凉后只好早些钻进蚊帐看书，但因甚费眼力，看书较易发困入睡。

每天早晨起床冲凉、洗漱后，到楼下门口印度人摆的小摊上，喝碗牛奶咖啡，吃两片椰酱面包，就去出版社上班。遇有无顾客登门的工作间隙，可以随意翻阅自己爱看的书报杂志。每日中、晚两餐伙食，均由《南侨日报》食堂承包。晚饭后我很少逛街。当时新加坡的市容很差，街道两旁都是一些二三层的老旧楼房，几乎看不到一幢像样的新建筑，引不起我的兴趣。与华人商店的服务员在语言沟通上有困难，他们多会讲当地通用的闽南话、广府话、潮州话、海南话等多种方言，我听不懂他们所讲的，他们也听不懂我带有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所以我也不逛商店。晚上少有可供消遣的去处。有时天气特别闷热，也想到室外去透气纳凉，但往远处怕回来时迷路，在近处却找不到绿化环境较好的空间。住处离新加坡河不太远，然而河湾里停满了众多小渔船，码头环境相当杂乱。我曾报名进邻近的一家英语补习夜校学习，因老师是位印度人，其发音与我在国内所学的有很大不同，连最普通的英语句子都听不懂，不到一个月就退学了。后来我就在后觉公学听吕咪开讲的世界语学习辅导课，只听完了他不到半年每周两个晚上的讲座。由于我没有什么特殊的业余爱好，在新加坡两年的晚上时间，除上述少量听课活动外，基本上只剩下看书和睡觉两件事。

星期日我常去大爹家。他们用了一位很热心的广东阿婶帮助料理家务，被照料得很好。我去那里，不仅可在海边游泳，还可吃到由阿婶精心制作的美味可口的饭菜。休息日在大爹家经常有宾客来访，使我认识了不少大爹的朋友，如当时在新加坡的文化人张楚琨、汪金丁等。有时我也利用休假日与出版社和报社的青年朋友同去海滨郊游，每次出行必有一位平时与我工作联系最密切的名叫陈镇权的同事。记得有一次我们曾邀请陈岳书的小儿子同游公园，至今我仍保有一张与他同在公园合影的照片，但已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此外，我还曾有两次参加由《南侨日报》社组织的职工集体参观游览活动。一次是参观怡和轩俱乐部，那里曾是陈嘉庚常与胡愈之晤面交谈的地方。另一次是跨越柔佛海峡去马来半岛的柔佛公园游览，这是我在新加坡两年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出境游。

由于我的办公桌正处在面对大门口不远的中间位置，每天进出报社的职工都会见到我。他们多知道我是胡愈之的侄子，有的还知道我的名字叫霞飞，这是大爹给我办新加坡入境签证时所用的名字。而我却很少知道他们的名字，迄今只记得少数当时已有些名气的编辑、记者的名字，如胡伟夫、彭赫生、朱奇卓、吴柳斯等。每天来新南洋出版社看书、购书的顾客可不少，有些富有青春活力的青年学生很引起我的注意，然因无机会进行彼此交流而感到遗憾。

通过邮购工作，我与一些邮购读者广泛建立了书面联系。除帮助选购书刊邮寄外，有时还在书信往返中相互交流思想。我的邮购工作的服务面遍及现今的东南亚各国。凡是《南侨日报》发行所及的地方，就有新南洋出版社的邮购读者。我与邮购读者的通信，均用“胡畏”的笔名。与我邮购通信较频繁的读者，已成为我从未见过面的朋友。《风下》周刊创办了《风下》青年自学辅导社，还发动了读好书运动。我为了练习写作，曾在《风下》“一周一书”专栏中，发表过几篇文末署有“飞”字的对黎乃涵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孙起孟等著《学习国文的新路》等几本好书的简短书评。同时还在《南侨日报》的“读者园地”，发表过以“胡畏”署名的推荐刘白羽的报告文学集《为祖国而战》的长文。

1948年4月大爹去香港办事。6月，英国殖民当局颁布《英属海峡殖民地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在新马的活动也严加限制。7月，时任新南洋出版社社长的伯母沈兹九也离新赴港，与大爹会合后同去大陆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原新南洋出版社经理陈仲达（钟钊荣）和编辑部主任张明伦（启程）均相继被驱离回国。《风下》《新妇女》被迫停刊，门市部经销的不少书刊被列为禁书，由继任的年轻经理林子文暂时支撑维持门面。亲人的离开和当地形势的剧变，曾一度使我感到孤独和彷徨。

1949年春，大爹从解放区通过香港地下组织给我转来一张字条，要我伺适当时机自行设法经香港回国。这一万里来鸿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无限温暖，从此我就作回国的积极准备。我在新南洋出版社的每月工资仅10元叻币（当时新加坡的货币），扣除伙食费和日常零用，每月只能结余3、4元。至1949年9月，当我已累计积攒到80余元，已凑足可供回国川资时，就决定在我来新加坡已满两年之际离开这里。买到赴港船票后，我先到大桥南路侨兴国货公司向陈岳书先生辞行，没有想到临别时他送我一个用作川资补助的100元叻币的大红包，竟比我两年工资所积攒的还多。接着我又到大桥北路向上海书局的经理、陈岳书的女婿温平先生辞行，他邀请当时我的领导林子文作陪，在一家餐馆为我践行。这也是我那时在新加坡唯一的一次进餐馆用餐。

经香港、天津的多天旅途，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那天赶抵北京，回到了大爹的身边。早期我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和工作，自1954年后长期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区域规划与城市发展研究。原在《南侨日报》社和新南洋出版社任职的主要成员，后来也多已陆续回国，其中有不少归侨仍与胡愈之保持联系。休息日我去大爹家最常见到的新加坡归侨，就是那位我最熟悉的当时已进外文出版社从事印尼语翻译的林子文。据说他仍有一位兄弟留在新加坡。

尽管我只在新加坡过了短暂的两年生活，但至今对新加坡几十年来的历史变化，以及对新加坡涉及中华文化的人和事，一直持有一种特殊的情怀。自胡愈之逝世后，我曾与现今新加坡的一些文化人有过接触和交往。1996年，我们曾邀请《联合早报》记者区如柏女士来中国浙江上虞参加胡愈之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她回去后曾于当年10月连续在《联合早报》的两期“星期副刊”整版介绍胡愈之。翌年1月又以半版篇幅介绍我昔日下南洋时的情况。其后有一位当时在国立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林万菁博士，曾向我寄赠其学术专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内有专门论述胡愈之的重要章节。同时他还为我复印一册由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方修主编的马华文学六十年文集《胡愈之作品选》。由骆明先生领导的新加坡文艺家协会也曾给我寄来一册内含胡愈之和沈兹九事迹的《南来作家研究资料》，我则给他们筹建的“新华文学馆”寄去一些有关胡愈之的著作。

1998年8月我曾偕同老伴参加泰新马旅游团一周游。很遗憾，此行只在新加坡安排半天时间集体乘车观光，晚上在旅馆与区如柏、林万菁二位匆匆见了一面，第二天一早就去吉隆坡。只给我留下一个总体印象，那就是新加坡这个我曾生活过的老旧、低矮、杂乱、滞后的城市，如今已变成建筑新颖、高楼林立、环境优美、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其市容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自从开放赴新加坡自由行旅游以来，我很想能以稍充裕的时间再次重游新加坡，亲自到我曾经工作和居住过的具体地点去踏看一下，若有机会还希望能见到曾与我有过交往的老友或其后人。此计划曾因老伴身体不好被一再拖延。现决定在今年九、十月间由子女陪我同游新加坡。若有人见到我的这篇回忆文章后，愿届时与我会面的，可通过我的电子邮箱（hu_xuwei@126.com）预先将你们的联系电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