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踏进春晖园的共运先驱是《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陈望道是经亨颐曾任校长的浙一师中对学生最具号召力的“新派”教师，与夏丏尊、刘大白等称为“四大金刚”。鲁迅先生曾说经亨颐和陈望道为“一师学潮”的领雁人。学潮后，经亨颐与“四大金刚”都离开了一师。

1922年7月，春晖中学尚未开学，陈望道就捷足先登，在白马湖逗留了近20天，对即将诞生的新颖学校作了详尽的访问考察。接待他的春晖教员中就有他的一师学生叶天底。在春晖，他赞美白马湖秀丽风光，他欣赏经校长的教育革新主张。临走，他还建议学校应该兼收男女同学(第二年春晖即实行男女同校)。在春晖，他写了《从鸳鸯湖到白马湖》的访问游记，还给好友邵力子写了信。他告诉邵力子：8月13日，“上虞女界同志会”成立，他将应邀在成立大会上作演讲。他的演讲稿《女性觉醒的辉光》后来还发表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后来就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夏丏尊把它列入学生读书目录。它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

叶天底曾在春晖中学工作是众所周知的。在春晖,他还不是党员,但已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浙一师，他坚决支持经亨颐校长的改革做法，在一师学潮中，他走在学生队伍最前面，与反动军警的对抗中负了伤。一师学潮后，经校长离开杭州，叶天底也未毕业就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与俞秀松等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因病回家，听说经校长在筹办春晖，便在开校前就自告奋勇到春晖工作。他虽不是正式教员，主要做教学事务工作，但他与学生亲密相处，课余，树荫下，走廊里，常与学生交谈，宣传革命真理。学生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了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等新名词。在白马湖，他与夏丏尊等老师创办了农人夜校，“伴农民读书半年”，使农民兄弟学文化知识，了解国家大事。第二年叶天底又去了上海，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天底是上虞第一个党组织负责人，他横眉对屠刀，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是春晖人引为骄傲的学习典范。

杨贤江是革命先驱在白马湖留下足迹的第三人。出生于慈溪长河的杨贤江是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也是经校长在一师的得意门生，与经校长情义深厚。1924年底，春晖不少名师相继离校，学校急需聘名师再执牛耳。最先进入经亨颐视野的就是杨贤江。但当时正值党的四大会议后，杨贤江负责青运工作，主编《学生杂志》，能否请来，经亨颐没有把握。但杨贤江因恩师的面子，于1925年走进了春晖校园，担任了教务主任(之前他已于1923年应邀到春晖访问讲学过，讲题《春晖与春晖学生》)。杨师在春晖任职不过一年，但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组织读书会，开展“五卅惨案后援会”爱国运动等等，在春晖校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后因革命工作需要，杨贤江不能久留春晖园，他推荐赵廷为到校任教后便离开了白马湖。如今春晖校史陈列馆里还保存着杨贤江送的并有亲笔眉批的进步书籍《夜未央》。

鲜为人知的是1926年至1927年，一位后来我党的新闻工作领导人何云，在春晖附小任教。何云原名朱士翘，上虞朱巷人。他离开白马湖后曾去上海复旦大学旁听，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九一八”后毅然回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后来在太行山反扫荡中为党的新闻工作英勇牺牲。党中央为之立“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杨尚昆、陆定一分别题碑。何云在春晖没留下多少史料，但他的革命功绩与英名，将同样永远在春晖人的记忆中。

白色恐怖的1928年，共产党员王任叔(巴人)走进春晖园，任高中部国文教员。他是由张孟闻(曾被国民党政府以“粉红色”激进分子逮捕过)的推荐来白马湖的。巴人是著名作家，在白马湖一年，就写了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和不少短篇、中篇小说。王任叔更是革命家，他是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在白马湖，他和张孟闻等至少做了两桩出色的事：一是复刊《山雨》半月刊，此刊原是宁波“雪花社”的进步文艺刊物，在白马湖复刊，王任叔专门写了《发刊词》，其中有“革命狂飚时代中，总有一个未来的社会雏形孕育着，革命的文学家能于其中看出意义来，于是所谓‘艺术的武器’的话也可以成立了。”这分明是战斗的号角。第二桩事是雪花社社友、共产党员汪子望1928年在国民党“清党”中被杀害于武汉，王任叔、张孟闻等与上海、武汉的社友联系，怀着悲愤，担着风险，秘密将汪子望烈士的遗体运到白马湖，掩葬在西徐岙山麓松柏丛中。时经亨颐正在白马湖，他对自己器重的革命青年被害十分愤恨，亲笔为汪子望墓题碑(汪墓是上虞市文物保护单位)。汪子望虽非上虞人，却是唯一一位安睡于白马湖青山中的早期共产党人。

直到解放前，共产主义先驱在白马湖畔留下的闪光足迹还可寻觅许多。如1929年就读春晖初中的章辅，后来参加了新四军，积极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被国民党军警逮捕，22岁的青年，不怕威逼，不屑诱惑，英勇牺牲，被党组织追认为中共党员。1933年，共产党员廖承志(后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白马湖双清楼小住数月，其间常到春晖校园与师生交往，宣传革命形势，据说还代教过艺术课。他与经亨颐小女经普椿相恋，结为革命伉俪。

抗日救亡时期，春晖校园里党的活动更为活跃。中共上虞工委负责人之一的俞菊生(烈士)发动团结青年，以文学的名义成立党的外围组织“舜江学社”，社员中春晖学生占半数以上，故有“舜江学社春晖分社”，负责人就是春晖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肖璜(张志英)。春晖师生同仇敌忾，激扬文字，助推上虞的抗日运动。春晖教师叶作舟、王文川等还参加俞菊生主编的《战鼓》周刊的编辑工作。学社社员们高唱“大岚山下，舜江之滨，集合着我们的一群，蒙着耻辱，怀着仇恨，肩负着黑暗的闸门……”的《舜江学社社歌》，为民族的解放而战斗不息。即便是国民党统治比较严密的解放前夕，春晖学生中仍有秘密的革命宣传活动，如传阅胡愈之等从国外寄到白马湖的“红色传单”，进步学生踊跃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企盼新中国的诞生。不少学生毅然放下书包，投笔从戎，奔赴推翻“三座大山”的战场。